火爆新书《方远顾念》由鲸鱼慢游所编写的言情风格的小说，主角金牛座的龙女，内容主要讲述：拧开水龙头，水哗哗地流出来，冰冷刺骨。他洗了手，抬头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。三十一岁，短发，眼袋很重，嘴角微微下垂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卫衣，领口有些松了。他盯着镜子看了几秒，觉得自己像一个陌生人，一个长得跟他很像但神情完全不同的陌生人。这个人是谁？他在想什么？他为什么在这里？“吃饭了！”母亲的声音从厨房......
一方远把辞职信打印出来的时候，打印机卡了一下纸。他把卡住的那张抽出来，
揉成团丢进纸篓，重新打了一张。A4纸吐出来的瞬间，他闻到一股淡淡的臭氧味，
像雷雨前的空气。这张纸他排了三版版式，调了两次字号，最后用了最标准的宋体小四，
行间距一点五倍。标题写了“辞职申请”四个字，正文只有一行：因个人原因，
申请辞去现有职务，请予批准。落款，日期。干净得像一份体检报告。他把纸对折，
装进信封，走到部门总监办公室门口，敲了三下。“进来。”总监老周正在看手机，
桌上摊着一份没吃完的三明治，生菜叶子蔫在保鲜膜上。方远把信封放在桌上，
老周瞥了一眼，没有立刻拿起来，而是先把手机关了屏，扣在桌上，然后才拿起信封，
抽出那张纸，扫了一眼，又放回去。“找好下家了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想好了？”“想好了。
”老周靠回椅背，椅子发出一声吱呀。他今年四十六岁，在这家公司干了十二年，
从基层做到总监，肚腩三层，发际线退到了头顶。他看了看方远，叹了口气，
那种叹气不是惋惜，更像是一种过来人的疲惫。“你在我手下三年，活儿干得不错，
不是客套话。你要走，我拦不住，但你听我一句劝，”老周把信封推回来，
“下家找好了再走。现在外面行情不好，你不是不知道。”方远把信封又推了回去。“周哥，
谢谢。但我真的想好了。”老周盯着他看了两秒，把信封收进了抽屉。“行吧。一个月交接，
你把手头的项目文档整理一下，下周开始跟小王做知识转移。”他顿了顿，
“晚上部门吃个饭，我请客。”方远点头，站起来，走出了办公室。走廊里有人在打电话，
声音很大，在跟客户解释为什么需求做不了。“张总您听我说，这个功能不是不能做，
是技术上需要的时间比较长……”方远从那人身边经过的时候，那人看了他一眼，眼神涣散，
嘴唇干裂，像是已经打了很久的电话。方远跟他点了点头，走向自己的工位。
他的工位在开放式办公区的角落，靠窗，窗外是北三环的车流。桌上摆着一盆绿萝，
是入职那天行政发的，养了三年，藤蔓已经垂到了桌面上。一个马克杯，
杯壁上印着“世界很大，我想去看看”，是大学同学送的，他一直没换过。一个显示器，
键盘，鼠标，一本翻到一半的《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》，书签是一张登机牌，
去年飞成都出差留下的，目的地那一栏已经模糊了。他坐下来，开始整理文档。
D盘里有个文件夹叫“工作”，里面有三十七个子文件夹，
命名规则从最早的“项目_初稿”到后来的“项目_v12_final_真的最终版”，
混乱得像个精神病人的病历。他把这些文件夹一个一个点开，
把有用的文件拖进一个新的文件夹，命名为“交接”。这个过程比他想得要漫长，
因为每一个文件都像一个路标，指向某一段他已经忘记了的时间。2019年3月，
他刚入职，做的第一个需求是优化注册页面的验证码样式。那个时候他充满了干劲，
每天晚上加班到十点，周末也来公司，不是因为有做不完的事，
而是因为他觉得坐在工位上就是一种态度。他会在周五的晚上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，
戴着耳机写代码，窗外是北京城的万家灯火，他觉得那些灯里有一盏是他的。
不是物理意义上的，是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在这里扎根，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窗口，
会在深夜里亮着灯，会有一个人在等他回家。后来那盏灯一直没有亮起来。
不是因为没有机会，而是因为他发现，即使买了房，即使落了户，即使在这座城市待了十年，
他依然会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者。比如在电梯里听到旁边的人说北京话，
比如在出租车上跟司机聊到老家，比如过年回来发现公司楼下的煎饼果子摊换了一个老板。
那种感觉像一粒沙子硌在鞋里，不至于走不了路，但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。
他整理到下午三点的时候，手机震了一下。大学同学群里，有人发了一张照片，
是十年前在宿舍拍的合影。六个人挤在镜头前，有的光着膀子，有的叼着烟，有的做着鬼脸，
眼神里全是一种愚蠢的、天不怕地不怕的光。照片下面有人回复：“靠，那时候真年轻。
”另一个人说：“谁还记得大二那个冬天，我们半夜翻墙出去吃火锅，
方远翻的时候裤子被铁丝挂破了，第二天穿着破裤子去上课，被全班笑了一个星期。
”方远看着那张照片，试图认出每一个人。他自己站在最左边，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，
头发很长，刘海几乎遮住了眼睛。他旁边是李牧之，现在在杭州做公务员，已经秃了。
然后是赵磊，在老家开了个餐馆，去年离了婚。然后是周正，听说去了非洲做工程，
很久没有消息了。再然后是陈嘉豪，最后一个名字他想了很久才想起来，叫孙浩。
他已经跟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断了联系。不是刻意疏远，而是生活像一条河流，
把每个人冲到了不同的方向，有些支流汇入了更大的河流，有些支流干涸在了半路上。
他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种。下班前，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。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，
母亲的声音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喜悦，好像接到儿子的电话是一件需要感恩的事情。“妈，
我跟你说个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母亲的声音立刻紧张起来。“我把工作辞了。
”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。这三秒钟里，方远能听到母亲的心跳，虽然他明明听不到。
“为什么呀？”母亲的声音还算平静，但那种平静是刻意维持的，
像一只手在水面上压住一个快要浮起来的球。“想休息一阵子，太累了。
”“那……你找好下家了吗？”“没有，我想先休息一段时间，不着急工作。”“不着急？
你都三十一了，还不着急？”母亲的声音终于浮了起来，“你爸在你这个年纪，
都已经当了五年厂长了。你倒好，工作说辞就辞，下家都不找，你这叫什么事？
”方远闭上了眼睛。他已经预演过这段对话，在脑子里排练了无数遍，就像准备一场演讲。
但真正面对的时候，他还是觉得胸口发闷，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，不上不下。“妈，
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自己能安排。”“我没说你是小孩子，我就是担心你。
你说你一个人在北京，没房没车没对象，现在连工作都没了，你让妈怎么不担心？
”“我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我有存款。”“存款能撑多久？坐吃山空你知不知道？
你那个脾气我还不知道，一休息就什么都不想干，到时候连门都不出……”方远没有说话。
他听着母亲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地说着，声音像一条河，从他耳边流过，带不走任何泥沙。
他想起小时候，每次考试没考好，母亲也是这样，坐在他旁边，一遍一遍地说，你要用功，
你要努力，你不能像你爸那样。他那时候不知道“像你爸那样”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才知道，
父亲在他三岁那年下岗了，之后再也没有找到过一份正经工作。母亲一个人撑了二十年，
撑到了他大学毕业，撑到了他找到工作，撑到了她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。
但他知道母亲从来没有松过那口气。她的手里一直攥着那根绳子，攥得指节发白，不敢松开，
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觉得他一松手就会掉下去的人。“妈，”他打断了她，
“我就是想休息一下。一个月，两个月，最多三个月。我向你保证，
到时候我一定重新找工作，行不行？”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。母亲叹了口气，
那种叹气声很轻，但方远听得一清二楚，像一个气球慢慢漏气的声音。“那你回来住几天吧，
”母亲说，“我给你做红烧肉。”“好。”二方远是坐高铁回去的。北京到老家，
高铁四个半小时。他本来想买绿皮火车的硬卧，想体验一下慢的感觉，但查了一下时间，
要十七个小时，最后还是买了高铁。他觉得自己连慢下来这件事都做得不够彻底，
像一个人说要戒烟，结果从一天一包减到了一天半包，觉得自己已经做出了巨大改变，
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改变。车厢里人不多，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把背包放在腿上。
背包里装着一本书，一个充电宝，一件换洗的T恤，还有一包没拆封的红塔山。
他已经戒烟三个月了，这包烟是辞职那天买的，放在包里，没有打开，像一种仪式性的存在，
提醒他自己还有选择的权利。列车启动了，窗外的景色从密集的楼房变成了稀疏的村庄，
从灰色的水泥变成了绿色的田野。方远把耳机戴上，随机播放了一首歌，
是朴树的《平凡之路》。这首歌他已经听了无数遍了，从大学听到现在，
每听一次都觉得不一样。大学的时候听，觉得“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
也穿过人山人海”是一种憧憬，是对未来壮阔人生的想象。现在听，觉得那是一种总结，
是对已经逝去的所有可能的哀悼。他闭上眼睛，靠在椅背上。邻座是一个年轻女孩，
大概二十出头，一直在打电话，声音不大，但方远的耳机隔音不好，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。
“妈，我找到工作了……对，在朝阳区……工资还行，六千，
转正后能到八千……我知道不高，但我刚毕业嘛，慢慢来……嗯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
你放心……”方远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。女孩的侧脸很稚嫩，皮肤白皙，
鼻梁上有一小片雀斑，说话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，像是在笑，但眼睛里没有笑意。
她挂了电话之后，靠在座位上，闭上眼睛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垮了下来，
像一栋被抽走了承重墙的房子。方远想跟她说点什么，但最终没有开口。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？他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。告诉她工资低是正常的，慢慢会涨的？
他自己刚辞了工作，连下家都没有。告诉她北京是一座孤独的城市，要做好心理准备？
也许她早就知道了，也许她比他知道得更清楚。车到济南的时候，上来一个中年男人，
拎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，在过道里找了半天座位，最后坐在了方远对面。
男人把编织袋塞进座位底下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几个煮鸡蛋和一根黄瓜。
他剥鸡蛋的时候很小心，把蛋壳剥得碎碎的，一点点地揭下来，像在拆一件精密的仪器。
“小伙子，去哪儿？”男人咬了一口鸡蛋，含糊不清地问。“终点站。”“回家？”“嗯。
”“在外头打工？”“嗯。”“在哪儿打工？”“北京。”男人点了点头，咀嚼了一会儿，
咽下去。“北京好，大城市，挣钱多。”方远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
他不知道怎么跟这个陌生的男人解释，北京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好，
挣钱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，而所谓的大城市，
不过是一个把所有人的孤独都放大了一万倍的地方。“我儿子也在外头打工，”男人说，
掰了一小块鸡蛋喂给方远，方远摆了摆手，他自己吃了。“在苏州，电子厂，
一个月能挣五六千，寄回家四千。去年刚在镇上买了房，贷了三十万，慢慢还呗，
反正还年轻。”男人的语气里有一种朴素的满足感，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方远忽然觉得这个男人比他富有得多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是这个男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
他有一个清晰的目标，一个可以量化的未来，一条笔直的、不打弯的路。
而方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或者说，他曾经知道，但走着走着就忘了。
火车在下午五点半到达了终点站。方远拎着背包下了车，站台上稀稀拉拉几个人，
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煤烟味和尘土味，熟悉得像一种本能。他出了站，打了一辆出租车，
说了家里的地址。司机是个老头，头发花白，车载收音机里放着一档健康讲座，
正在讲高血压的防治。方远看着窗外，街道两旁的店铺换了一批又一批，
有些招牌还是他上大学时候的样子，有些已经变成了他不认识的品牌。
这座城市在缓慢地变化着，像一个人的衰老，每天都看不出来，但隔几年再看，
已经判若两人。车停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前。方远付了钱，拎着背包上楼。
楼道里的灯还是坏的，他用手机照着亮，一级一级地爬上去。五楼，右手边，
防盗门上贴着一副褪色的春联，上联是“一帆风顺年年好”，下联是“万事如意步步高”，
横批“吉星高照”。他按了门铃，里面传来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，门开了，母亲站在门口，
围裙上沾着油渍，手里还拿着锅铲。“回来了？”母亲说，语气平淡得像他昨天才出过门。
“回来了。”他换了鞋，走进屋里。客厅的茶几上摆着水果，苹果、香蕉、橘子，
摆得整整齐齐，像一件工艺品。电视开着，放着一档相亲节目，男女嘉宾正在牵手，
背景音乐是那种甜腻的流行情歌。厨房里飘来红烧肉的香味，混着八角、桂皮和老抽的气息，
浓烈得像一记拥抱。“先去洗手，马上吃饭。”母亲说完就转身回了厨房。方远走进卫生间，
拧开水龙头，水哗哗地流出来，冰冷刺骨。他洗了手，抬头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。
三十一岁，短发，眼袋很重，嘴角微微下垂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卫衣，领口有些松了。
他盯着镜子看了几秒，觉得自己像一个陌生人，一个长得跟他很像但神情完全不同的陌生人。
这个人是谁？他在想什么？他为什么在这里？“吃饭了！”母亲的声音从厨房传来。
方远擦了手，走进餐厅。桌上已经摆好了四个菜：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清炒时蔬、番茄蛋汤。
母亲端着一碗米饭走过来，把饭放在他面前，又给他夹了一块红烧肉，肥瘦相间，皮色红亮，
颤巍巍地堆在米饭上。“多吃点，瘦成这样了。”母亲说着，自己也坐了下来，
但没有动筷子，而是看着他吃。方远咬了一口红烧肉，肉质酥烂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
他嚼着嚼着，忽然觉得眼眶发热。不是因为好吃，
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一口像样的饭了。在北京的那些年，
他吃的是外卖，是便利店的便当，是公司楼下三十块钱一份的套餐，
是深夜加班时泡的一碗面。那些食物填饱了他的胃，但没有喂饱他的身体。
他的身体一直在饿，饿一种他不知道名字的东西。“好吃吗？”母亲问。“好吃。
”“好吃就多吃点，锅里还有。”母亲终于动起了筷子，夹了一块排骨，啃得很慢，
像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。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
母亲问了工作的事，方远说辞了，母亲没有追问原因，只是说“辞了就辞了，
在家多待几天”。父亲在客厅看电视，偶尔传来一阵笑声，不知道是相亲节目里的什么桥段。
一切都很平常，平常得像一个普通的周末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
像方远从来没有在北京待过十年，
像他从来不曾经历过那些失眠的夜晚、那些漫长的会议、那些无用的争吵、那些无声的崩溃。
但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。那些经历像一层透明的薄膜，覆盖在他身上，看不见，但摸得到，
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那种紧绷的、不透气的感觉。吃完饭，方远帮母亲收拾了碗筷。
母亲洗碗的时候，他站在旁边擦碗，两个人没有说话，但配合得很默契，
像一个合作了很多年的团队。这种默契让他想起苏晚——前女友苏晚，分手已经两年了。
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一起做饭，一个人切菜，一个人炒菜，一个人在灶台前忙活，
一个人在旁边打下手。那种感觉很好，好到他曾经以为那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。后来苏晚说，
我们不合适。不是因为不爱了，是因为不合适。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，
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。方远没有挽留，因为他知道她说的是对的。他们确实不合适，
就像一双鞋，好看，但磨脚，走得越远越疼。分手那天，苏晚把钥匙放在玄关的鞋柜上，
拖着行李箱走出了门。方远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她上了一辆出租车，车开走了，
尾灯在夜色中渐渐变小，最后消失在北京的车流里。他哭了，但只哭了五分钟。
五分钟之后他擦了眼泪，洗了脸，坐到电脑前，打开了一个需求文档，
开始写第三版的产品方案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也许是因为除此之外，
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三方远在家里待了五天。第一天睡了十二个小时，
第二天开始整理书架，第三天陪母亲去了菜市场，第四天在阳台上晒了一整天的太阳，
第五天他开始觉得无聊了。那种无聊不是没事可做的无聊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。
像一潭死水，表面平静，底下什么都没有。他在阳台上坐了一个下午，看着楼下的小区花园，
有几个老人在下棋，有几个小孩在追逐打闹，有几个年轻人在遛狗。阳光很好，
晒在身上暖洋洋的，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块海绵，吸满了水，却挤不出一滴来。
第六天早上，他跟母亲说想出去走走。母亲问去哪里，他说不知道，就随便走走。
母亲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多问，只是说“带件外套，晚上凉”。他骑了父亲的电动车，
沿着县城的主干道一路往南。县城不大，从北到南骑电动车也就二十分钟。
他经过了高中母校，校门口的招牌换成了烫金的大字，比他上学的时候气派多了。
